《巴金传》(3)︱李辉：“精神上的母亲”引他前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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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巴金传》

作者：李辉

出版时间：2011年2月

出版单位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

《巴金传》以灵活多变的结构，生动、优美的笔调，多角度、多侧面地解读了巴金的精神与思想、性格与情感，更突出的是巴金的知识分子角色。在人生故事的讲述中，始终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与思想史的观照。在《巴金传》中，巴金既是文学家，更是思想家、道德家。一幅生动的历史肖像，活生生地、立体地凸现在百年历史的背景之中。

李辉：

《人民日报》资深记者，著名作家、学者。1956年出生于湖北， 1978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。1982年毕业后，任职于北京的报社。主要作品有《巴金传》、《萧乾传》、《沈从文与丁玲》、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等长篇传记，《沧桑看云》、《陈迹残影》等随笔集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。

（征得李辉先生的授权和同意，我们已开始陆续摘发李辉先生撰写的《巴金传》的章节。）

当谈及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事件，我倾向于相信，一次“偶然”所起的作用，常常会大于所谓的“必然”。对一个少年来说尤其如此。他对信仰的确定，他对某一事业的投入，有时恰恰会因一个生活细节而决定。在回望少年巴金的道路时，“写信”这一日常生活的举动，因某种偶然而具有了至为关键的意义。
巴金不善言辞，他更喜欢在信中与人交流。在去巴黎之前，巴金有过三次重要的通信，在他的一生中，具有特殊意义，值得细细解读。
1920年，十六岁的巴金在故乡成都家里写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封信，收信人不是别人，而是《新青年》的编辑、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陈独秀。
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，他是“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”写毕生中第一封信的。在阅读了《告少年》之后，他渴望有人帮助，渴望被燃烧起来的热情，会在他人引导下挥发出来。他按照《告少年》书中提到的上海新青年社的地址给编辑《新青年》的陈独秀写信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，就像一个谦卑的孩子，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，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。”（《我的幼年》）
这是少年巴金与四川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次联系。当他想到要写这封信并决定寄出时，就清楚地表明：从思想上讲，他希望有人指引；从性情上讲，他有一种闯天下的冲动。
陈独秀没有回信。或者他根本没有见到这封信，或者因忙于社会活动并筹建共产党，他已经顾不上一一答复众多来信了，更何况写信者是一位十几岁的四川少年。
可以想见巴金的失望。但不久后他写出了另一封信，收信人是成都出版的《半月》杂志的编辑。他阅读了1921年2月《半月》杂志刊登的《适社的意趣和大纲》，感到适社的宗旨与理想，与《告少年》昭示的未来相吻合。他去信表示希望参加。
这封信刚寄出，第二天《半月》的编辑就来看望巴金，欢迎他参加适社。他的到来，无疑给巴金带来了惊喜，这正是失望过一次的巴金此时最需要的理解。在思想尚未明晰、理想正待确定的时候，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解和关爱，都会让一个少年感到兴奋，感到荣幸，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所向往的事业之中。
《半月》编辑来访，这是巴金与社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有了这一接触，他才真正告别了一己的狭小天地，开始拥抱社会，拥抱世界。历史是很难假设的。譬如，如果陈独秀回了信，巴金是否会是另外一种发展？又譬如，如果《半月》编辑也没有答复，巴金是否会很快熄灭热情，然后，渐渐走回家门和书斋，如他许多同辈一样，平淡地走下去？
在回望历史时，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。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，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，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。有的研究者认为，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，不是某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、一封信可以决定的。但我却更看重一次偶然对一个少年道路的决定性影响。可以设想，如果陈独秀给期待中的巴金回信了，即便没有向他阐述思想，仅回信这一举动本身，就能深深感动他，进而服膺之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乏见。

对一个少年来说，在确定人生目标和信仰时，事情有时其实就是那么简单。一封信，一次谈话，甚至一束目光，就能产生影响，并最终予以改变。巴金相继写出的两封信，得到两种不同的回应，而《半月》编辑的迅速来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、关切，首先就在心理上给予这个少年巨大的满足，感情的回报与共鸣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确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。我便是这样理解巴金在随即的日子里，为何如此投入地参与这批社会青年的革命活动之中。
几年之后，巴金写出了又一封重要的信。时间：1925年年初；地点：南京。此时，巴金已过二十岁，离开成都也已有两年。这封信的行程很远，目的地是加拿大；收信人则是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、俄罗斯流亡者爱玛•高德曼(Emma Goldman)女士。
暂时不能断定这是巴金第一封写至国外的信，但至少是第一次给一位心目中的外国英雄、世界性的人物直接写信。在此之前，就日本政府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借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，巴金曾撰写过诗文予以声讨，实际上已加入到了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之中，是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。但主动给高德曼女士写信，才可以看作是他第一次与国际上的革命家直接取得联系，并可将之看作后来的法国之行顺理成章的铺垫。
与高德曼女士通信无疑令青年巴金激动。高德曼——早就熟悉的名字，他甚至将高德曼称作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”，说高德曼是“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”。这是至高的赞誉。
现在，在经历了数年的社会活动和求学过程之后，巴金给遥远的“精神上的母亲”写信了。向她倾诉心中的感激、景仰，向她描述一个中国青年献身理想的热情和决心。这封信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，希望它还躺在世界上某个图书馆的某个角落，有一天某个研究者会意外发现。
让巴金感到激动的是，他在南京很快就收到了高德曼女士的亲笔回信。从此，他开始了与“精神上的母亲”长期的通信。十年后的1935年，在撰写回忆文章《信仰与活动》时，巴金用赞美的笔调描述了高德曼，并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摘译了片段。从这些摘译的文字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高德曼对远在东方的这位年轻人，充满着热情和关爱。从高德曼的回信中，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巴金信中的内容。高德曼写道：
我不能够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，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。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，我是非常快活的，你才15岁就读了我的文章，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，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，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。

巴金可能在写给高德曼信中，谈到了自己的家庭和由此产生的烦恼。高德曼这样写道：

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。这没有什么关系。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出活动的革命家。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：他们注意社会问题，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，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。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，我们并不能够选择出生的地方，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。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。我很喜欢。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，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——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。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，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，他们就会把它抛掉。

收到高德曼的第一封回信时，巴金已经选择了信仰，不再存在受此影响而决定未来道路的问题。更大程度上，这是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直接交流，而这种联系，又进一步强化感情上的沟通，让青年巴金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。从决定信仰那天起，巴金心中所系、所想，就是人类的大同。实际生活中，他所走的路也是在试图一步步通向世界，融入世界。从这一方面说，这次通信将巴金与国际联系得更紧密了。

两年后，巴金来到了巴黎。
巴金继续与高德曼通信，从她那里不断得到教诲和帮助。他还特地到巴黎郊区拜访了高德曼的丈夫、同是革命家的柏格曼。柏格曼与高德曼同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，流亡美国后，曾在1892年曾参与刺杀一位美国资本家。巴金非常喜欢柏格曼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，曾翻译过柏格曼的回忆录《狱中记》，并参照柏克曼的著述撰写了关于俄罗斯民主革命史的著作。
1933年，巴金发表过一篇文章《给EG》，他以给高德曼写信的方式，倾吐内心的苦恼。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，直到离开巴黎之前，他一直在与高德曼通信。文章一开始就说：“五年很快地就过去了。这其间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，也没有在你常常接触的那些报纸上报告过一点消息。也许你以为我已经死了。在混乱的国度里死掉一个年青人，这是很平常很容易的事情，你会这样想。不然为什么我回国以后就像石沉大海般没有了一点影响呢？”巴金还写道，他是因高德曼的介绍，才读到了屠格涅夫的著名散文诗《在门槛上》。同时，他还经高德曼的介绍，曾与流亡到巴黎的革命女性结识，她们后来也成了巴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。他甚至还盼望有一天能与高德曼和那些流亡的女革命者，在地中海畔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见面。在1933年他之所以提到巴塞罗那，是因为那里正发生反对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战争，而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投入了战斗。
巴金设想的与高德曼在西班牙的见面，永远也只是一种期盼。甚至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这也许仅仅是行文表述中进行情绪渲染的需要。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和确定，当巴金写这篇文章时，他不会忘记在巴黎度过的日日夜夜，不会忘记高德曼对他在巴黎时的安慰与鼓励。因为，一个改变巴金一生的国际事件，在他抵达巴黎不久后即将发生。而与高德曼的通信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影响了巴金的态度，并促使他采取具体行动，投入到一个世界性的声援与营救的政治活动之中。
“精神上的母亲”，又一次带领巴金向前走去。
在巴黎，巴金真正走进了世界。